我的红色记忆

今年是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笔者采访了老红军后代，原本溪市公安局溪湖分局政治处主任，现市局警察协会韩秀峰，他为我讲述了他的奶奶留给他的红色记忆。以下内容是笔者整理的韩秀峰口述回忆。

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，1929年7月被中共中央由上海派到东北，1933年按照中共满州省委指示，在吉林磐石成立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”，成为东北抗日武装的一支火炬，让日伪统治下的南满人民看到了光明。据《杨靖宇传》第85页上记载，1933年5月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，1936年改编东北抗日联军，当时的老百姓仍然称其为“红军”，称杨靖宇为“杨司令”。

杨靖宇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时，他麾下的军需部长叫韩震，是朝鲜族，负责在佛顶山地区建造部队“密营”，也被称作“韩司令”。我爷爷韩成志的两个弟弟韩成山、韩成业分别在那个时候追随抗联队伍成为红军战士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家成为远近闻名的“红军家庭”。我的奶奶孙万荣，曾经给我讲过许多她所亲历的往事。

1934年到1938年期间，杨靖宇带领东北抗联红军活跃在桓仁、辑安（今集安）、宽甸、兴京（今新宾）、本溪县一带。我的三爷爷韩成山在二户来街打短工，给地主家养蚕，整天背着“老洋炮”驱鸟。杨靖宇带队伍到二户来一带活动，遇到三爷爷，见他打鸟枪法很准，就动员说“老三，你是块当兵的料，想不想当红军？”三爷爷高兴地回答：“那太好啦！愿意！”于是，三爷爷就跟着杨司令的队伍走了，当了红军。之后很长时间，家里才知道消息，顿时吓坏了全家人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，日本统治时期，“红军家庭”是个灭族的大罪，有一人当红军，全屯人连坐，都要杀头。让太爷爷更怕的是，后来三爷爷回家看望太爷爷太奶奶的时候，还把他唯一的弟弟，也就是我的四爷爷韩成业也领走了。从此，周围老百姓都知道我家是“双红军家庭”。但还好，始终没有人当汉奸向日本人举报。

在我小时候，奶奶常和我讲她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事情，就是给杨靖宇做过饭，补过袜子。那时候，三爷爷韩成山在杨司令手下当指导员。一年春天，三爷爷领着杨司令的队伍来到家里，大约十几人，在我家住了两个晚上。太爷爷杀了头猪招待抗日英雄。奶奶回忆说，杨司令是个大个子，长得挺白的，大眼睛，不愿意说话。开饭的时候，家里人忙中出错最后才给杨司令这桌上菜，三爷爷直埋怨家里人，杨司令笑着摆手不让说。饭后休息的时候，杨靖宇自己补起了袜子，三爷爷连忙喊我奶奶：“二嫂，你能不能帮杨司令补补袜子？”奶奶赶忙上前，尽管杨司令百般推辞，还是被奶奶抢过来，帮杨司令补完了一双袜子。

还有一年夏天，三爷爷回家探亲住了几天，恰好赶上日本人进二户来街碑登村双山头屯子搜查，三爷爷当时身穿带竖行线的部队衣服，一看就是当兵的。三爷爷没带武器，顺手拿起一根木棒躲到房门后边，准备与日本人拼命，吓得奶奶急忙拉三爷爷跳炕上，一把打开后窗，把三爷爷推了出去，钻进了屋后的苞米地。那种上下开合的窗户刚合上，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一起进了屋内，奶奶浑身发抖，搂过炕上的孩子，大概是见了日本人的正常反应，日本人倒没多疑，简单问了几句便离开了。奶奶常讲，那天若是真和日本人干上了，小屯子的人就一个也活不了了。

听奶奶讲，抗联驻在佛顶山一带时，三爷爷又回趟家，等他再返回时队伍已经转移走了。那时候，家乡一带经常活动着“胡子”（土匪），都知道有个红军“韩老三”。三爷爷找“胡子”借把枪，又去佛顶山周边找了多次，但始终没找到队伍。

“一户两红军”的荣耀在日伪统治时期，可是“罪大恶极”的罪名。为了躲避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危险，太爷爷决定搬家远离桓仁，带着太奶奶和大爷爷、三爷爷往黑龙江省兰西县投亲，只把我爷爷韩成志这一支人家留在了桓仁。三爷爷韩成山后来在兰西县那边病逝，没有留下后人。

四爷爷韩成业参加抗联后，在军需官韩震手下，四爷爷的抗联生涯不得而知，很少有人和我提过四爷爷的这段经历，不知道他跟着“韩司令”经历了怎样的坎坷，从史志资料上查到，韩震牺牲在佛顶山一带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四爷爷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连长，一直随着“四野”解放了海南岛。四爷爷转业回到黑龙江省兰西县太爷爷家，在当地结婚后，又带着一家人搬回桓仁县，于1963年病故，时年47岁。

因为四奶奶改嫁，四爷爷唯一的女儿留在我家，由我奶奶抚养长大。四爷爷韩成业随部队南下时在广州拍了张穿军装的照片，是他留给女儿仅有的肖像。四爷爷曾留有10多枚奖章和纪念章，我小时候见过，可惜后来都遗失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听说杨靖宇在吉林省濛江县牺牲了，他的头颅在通化县保存着，奶奶还专程坐车去祭拜了一次。听她说，“杨司令的模样和活着的时候不怎么像了。”看得出，每次提起这段往事，奶奶的神情中满是悲痛和崇敬，唏嘘里又有深深的缅怀与惋惜。

听红军后代，战友韩秀峰讲述这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，让我倍感杨靖宇将军和抗联英雄的可亲、可敬，他们的精神与境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。